大国启示录：凭借这一招 二战后的德国重回市场经济

本文是网易研究局独家稿件

网易研究局·德国版

世上不只有亚当·斯密 第4期：艾哈德与德国货币改革

路德维希·艾哈德，曾任德国总理，同时也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奠基者。一直以来，主流的经济学界一直忽略了艾哈德对德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战战败的德国，为何能在一片废墟上实现经济的再次崛起？这与艾哈德有着密切的联系。

网易研究局推出“世上不只有亚当·斯密”独家策划，听中国驻慕尼黑首任总领事刘光耀独家讲述艾哈德的经济思想，揭秘德国崛起背后的秘密。

“艾哈德认为，如果不取消经济管制，不放开物价，那么货币改革便是没有意义的。”

——刘光耀

1948年春，按照美英军政府的指示，对双占区的机构进行了改革。经济委员会（相当于议会）中议员从52名增加到104名，并成立了类似内阁的执行机构《管理委员会》。

经过艰难的准备工作后，基民盟和基社盟准备联合提名过去帝国总理府的国务秘书、科隆市长赫尔曼·普恩德（Hermann Puender）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候选人。自由民主党推荐了前帝国部长赫尔曼·迪特里希（Hermann Dietrich）。社民党未提候选人，准备投白票。1948年2月举行了选举。普恩德当选为“经济委员会”主任。

1948年初，艾哈德非常意外地从“货币信贷特别处”调任更重要的职务：经济管理局局长，这大约相当于双占区的经济部长。他的前任基社盟的政治家约翰内斯·泽姆勒（Johennes Semler）在基社盟专门委员会上指责美国生活资料供应质量不好。他认为是“鸡食”。这是一个没有公布的内部演讲，但还是传了出去。美国占领当局非常恼火。这样，毫无疑问，他的职务就保不住了。美英军政府军事长官克莱因和罗伯逊在1948年1月24日就解除了他的职务。

美英军事当局任命艾哈德为经济管理局局长。这样，艾哈德便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在多方面发挥作用。他可以对即将进行的货币改革施加影响。当时没有别的德国人能够代替他。自民党积极把艾哈德作为“强人”推上前台不是徒劳的，后来事实证明了这点。

1948年4月6日，泽姆莱的副手瓦尔特·施特劳斯（Walter Straus）把经济管理局的业务移交给了艾哈德。但艾哈德发现，他的前任的智库和工作人员多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他们并不是毫无保留地支持艾哈德的观点。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明德”经济管理局。这是经济管理局的前身。

那里充满了计划经济的思维。他们总用怀疑的目光对待艾哈德。君特·凯泽尔（Geuenter Kaiser）是经济计划特别处负责人，经常与艾哈德搞对立。但也有例外，奥尔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莱昂哈德·米克什（Leonhard Miksch）作为艾哈德的得力助手，对货币改革和经济政策的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米克什负责价格和工资政策。他是社会民主党人，喜欢讨论和发表意见，参加了期待中的货币转轨的具体政策纲领的讨论。艾哈德同他和考夫曼（Edmund Kaufmann）夜以继日地工作，对货币改革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1948年4月1日，艾哈德在“经济委员会”提出了他的纲领。他所宣布的纲领不具党派色彩。这个讲话受到高度赞扬，有人认为是理论典范，因为它包括了所有迄今所讨论的经济政策因素，包括了在1945年以来历次专家讨论的所有的精华和观点。艾哈德得到自由主义者（部分是反对的）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支持。他拒绝了他的前任不发展消费工业的思想。联盟党议会党团接受了他的纲领。

艾哈德宣布，他要凭借货币改革回到市场经济。这与泽姆勒的路线也是不同的。泽姆勒要在货币改革和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之间设置一条安全距离。与此相反，艾哈德宣布的任何“一项货币改革”，都必须同自由的市场经济密切联系起来。无论如何，货币改革后的经济制度必须回到市场经济。

艾哈德认为，向市场经济过渡，不但要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功能，还要加强国家在制订立法和规则方面的职能。

议会党团总体上对艾哈德纲领表示赞成。自由民主党特别赞成，联盟党不反对。因为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是自由主义者的基本愿望。艾哈德虽要把经济改革同货币改革直接联系，但不想马上全部废除所有管理。

当时很多人认为，价格法规定可以调整，但不能完全放开。价格问题更多些。弗赖堡学派的米克什协助艾哈德共同起草了“关于货币改革后管制经济和价格政策的指导法律”的草案。这就是所谓的“指导原则法”。这部法律远远超出了价格问题，它是处理经济管理政策的总路线，使管理经济紧急法有了新的自由的解释空间。

在1948年6月17日和18日举行的“经济委员会”的第十八次全体会议上，议题是讨论指导原则法。这个法律要改变管制经济紧急法和相关条例。紧张气氛笼罩在会议室内。货币改革的确切时间还在保密。只有少数德国人知道日期。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日期就在前面。社民党发言人从狭隘的党派利益出发，尖锐批评对艾哈德的全面授权。艾哈德强调，这不是关系到授权法，而是关系到“保护德国货币的法律，一个重建民主自由和基本法权利的法律，一个经济重建的法律。”

基督教联盟党团发言人特奥多尔·布兰科（Theodor Blank）支持艾哈德。在6月18日凌晨第三读之后，“经济委员会”以52对37的多数票通过了艾哈德和米克什起草的“指导原则法”。当然，这还需要州际委员会和西方军事当局的同意。

一、货币改革   

1、货币改革的必要性和准备工作

希特勒早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积极扩军备战，战争爆发后，军事开支急剧膨胀。到战争末期，帝国内（包括奥地利、苏台德地区和阿尔萨斯一洛林）流通中的现金高达700亿帝国马克(1932年为56亿帝国马克)，那时的货币发行量远远超出生产所能提供的能力。到1945—1947年，战争期间长期隐蔽的通货膨胀突然爆发了。

帝国马克犹如废纸,分文不值,完全失去了其作为货币应具有的价值尺度，也完全丧失了人们的信赖。劳方不再愿意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得到那些没有价值的、没有购买力的货币。资方也不愿意用自己的产品去得到那些毫无用途的货币了。

二战结束后初期，德国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生产的数量远远赶不上人们的需求。总需求远远超出总供给,导致供求关系严重失衡。人们在官方市场上买不到东西,于是黑市猖獗。官方市场上商品奇缺，而且品种稀少。因此，交易活动几乎都集中在黑市上。实际上，当时的德国经济已变成了最原始的物物交换经济，美国香烟成了最坚挺的货币。在那个时期，谁拥有美国香烟,谁就可以在黑市上得到黄油、面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美国香烟成了财富的象征。“到处可见的美国香烟成了市场上日常的价值标准；商品以单支、二十支一包或十包一条的香烟定价。吉祥牌香烟不仅仅是黑市商品，而且成了商业证券”（注1）

早在1948年货币改革一年前，古斯塔夫·施托尔佩尔就写道：“由于人们……不能允许货币混乱总是这样蔓延和深化下去，西方国家除了现在就在其占领区内开始货币改革以外别无他途。谁也不会低估此举的影响。这也许会固定德国的政治分裂,从而给欧洲和世界带来各种后果。

这样一种展望是如此使人不寒而栗，以致它使美、英占领当局的要人们也不得不再三考虑并对此进行解释……在波茨坦协定签订两年后，华盛顿和伦敦都相信，破裂是不可避免的，否则他们自己的占领区势必要陷入饥饿、绝望和社会堕落的泥坑中……

可是谁也没有理由对展望未来感到高兴。取代现在把东道国两部分分开的那块铁幕将是永远把德国分成两部分……东西两部分的异化将迅速扩大，如果政治和社会组织中的区别通过货币中的区别而得到补充，特别是如果作为这种政策的后果，西方盟国最终不得不从柏林……一个几乎不能通行的岛……撤走的话……如果一种西方的和东方的货币并存，那么德国两部分的分割将会是彻底的。然后对一个德国人来说，从卡塞尔去莱比锡比去纽约花的钱还多。”（注2）

这种极其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必须尽快进行货币改革。

2、美英法苏四个占领国在货币改革问题上的分歧

美国首先提出《CDG计划》(取三个经济学家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早在1946年,美国就组织安排了著名经济学家格哈特·科姆、约瑟夫·道奇和雷蒙德·戈德米斯研究并制订了一个旨在减少货币的货币改革计划。该计划构成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关于货币改革讨论的基础。这个被称为《CDG计划》特别规定,在维持现有价格水平的情况下，把现有货币以10:1的幅度贬值。货币持有者可得到其现有货币总额的十分之一。美国当时担心，如果西方单方面进行货币改革，将苏联排斥在外，那势必会导致德国的分裂。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为了维持德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CDG计划”是为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共同设计的。

苏美英法四国基本上同意货币改革的内容。但后来西方国家和苏联在钞票印刷厂的选址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苏联人处于优势地位，要求未来德国货币的一半在莱比锡印刷。美国人知道，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将不负责任地利用货币印刷的优势印刷货币。苏联已开始坚持它的占领区的独立性。坚持部分货币在它的占领区印刷。那时，苏联掌控着柏林的钞票印刷厂，他们想用多少就印多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苏联的配合，西方要想消除多余的货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在西方占领区单独进行货币改革，那么这将冒着使德国发生分裂的巨大风险。

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英国）深知只在西方占领区进行货币改革的危险和后果，因此顾虑重重。但面临战后那种混乱不堪的形势，如果不进行货币改革，这种形势就可能失控，出现大规模的动荡，甚至会爆发一场令西方感到恐惧的革命。因此，西方除了货币改革以外，找不到别的更好的办法。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还是决定率先进行这场风险很大的的货币改革。

当时专家们提出的方案共有300多个。但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意见：第一，在保持货币和货币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物价和工资把购买力和货币量纳入合理正常的比例之中。第二，国家通过高税收把多余的货币吸收,即“吸走滞积的货币”，直到剩余的货币量与货物供应量相当为止。第三，把货币单位的票面价值缩小,比如缩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即一个帝国马克等于十芬尼,使货币实际购买力与生产所提供的水平相当。第四，通过实行一种新的货币和货币秩序，实行彻底的货币改革。

1947年9月底，西方盟国决心在排除苏联情况下，把1948年夏季预定为货币改革的日期。事实上，以艾哈德为首的德国经济学家早就开始对货币和经济改革进行研究。

1947年底在伦敦西方外长理事会上关于统一的德国政策失败后，各国认为首先应当整顿各自占领区的经济。货币改革必须放到下一步进行。美国看到，如果再继续犹豫不决，西方各占领区随时可能爆发动乱。1948年3月1日，德国方面成立了德国州际银行（BDL）,就是德国自己的中央银行，成为货币改革的组织前提。法占区1948年6月16日加入德国州际银行。随着西方军政府在6月20日和27日颁布的第60和64号法律的生效，CDG计划基本上实现了。

3、艾哈德是慕尼黑大学名誉教授和阿道夫·韦伯（Adolf-Weber）圈的重要成员

1947年11月7日，巴伐利亚文化和教育部长任命艾哈德为慕尼黑大学国民经济学系名誉教授。艾哈德早在当巴州经济部长之前就同慕尼黑大学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经常去讲学。这个讲座1921年以来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阿道夫·维伯领导。

在进行讲座期间形成了《巴伐利亚国民经济工作集体》。他们联合了政治、经济、科学界的重要人物，研究战后重建方针。这个工作集体同慕尼黑工会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委员会关系密切。早在菲尔特的时候，艾哈德就成功地同这个圈子联系上了。艾哈德在巴伐利亚内阁工作时的同僚泰勒是维伯的学生。

他在这个工作集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各种工作委员会中，最重要的是维伯领导的《货币和信贷委员会》和泰勒领导的《税收和财政委员会》。与此相联系的是维伯在战争期间制订的《重建德国经济》的计划。工作集体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个建立货币新秩序的法律草案。1945年7月，艾哈德把这个方案呈交给了美国人。

不过，艾哈德在研究工作中保留了他的独立性。他还从过去工业研究所的人员中挑选出一部分作为在他领导巴州经济部时的研究骨干。艾哈德积极参加了在工作集体的范围内举办的关于货币改革的讨论。1945年11月，艾哈德同维伯、泰勒和赫尔舍代表工作集体参加了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关于货币问题的讨论。德国许多专家也都与会。他们对德国货币问题的解决办法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包括艾哈德在内的维伯圈主张要尽快地彻底地建立一个货币新秩序。他们不赞成在建立货币新秩序前采取任何激活经济的措施。

4、艾哈德担任“货币和信贷特别处”主任

1947年6月25日，西方盟国成立的双占区“经济委员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决定给双占区德国人更多的权力和责任。

“经济委员会”的重要决定之一是建立一个由著名专家组成的“货币信贷特别处”，研究货币改革问题并提出建议。艾哈德担任了这个“货币信贷特别处”主任。这个机构属于“经济委员会”财政局管理。1947年10月10日，“货币信贷特别处”开始工作。艾哈德的副手埃尔文·赫尔舍尔（Erwin Hielscher）也是来自巴州国民经济工作集体。他是社会民主党的慕尼黑市财政局长。

西方占领当局对“货币信贷特别处”提出两个要求：（1）任何货币改革计划必须建立在美苏英法四个占领区的基础之上，就是说包括苏占区。（2）在办公地址搬往法兰克福之前，必须先向西方占领当局提供研究报告。德国人提供了一份包括30条建议的关于货币新秩序的法律草案。

由于盟国在货币问题上大权独揽，因此“货币信贷特别处”的研究报告和建议不能直接送给“经济委员会”，而是必须先呈送到西方盟国占领当局。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要求“货币信贷特别处”研究并提出货币改革方案的同时，自己也在对货币改革进行研究，但对外严格保密。然而，艾哈德对美国领导的后来构成了美国考虑基础的货币改革计划（Colm/Dotge/Goldsmith计划）是有所了解的。

早在1946年，早在1946年，艾哈德就同美国货币专家讨论过，美国人经常同德国专家和学者进行交流。但“货币信贷特别处”在美国人的眼中只是一个平台，专家们可以在那里深入讨论，提出的方案只能作参考。

大多数专家认为，货币改革必须纳入市场经济秩序中。在市场秩序中，价格要自由形成，经济管制要被取消。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速度问题。究竟是一步到位，还是逐步进行，人们有不同看法。第一种意见认为，一下“跳进冷水”会马上成功。这样会充分调动库存的物品。第二种意见认为，只有保持对经济和价格的管制才能保障对居民的供应。要逐步放开，一步到位，风险太大，很可能发生难以控制的动乱。艾哈德属于第一类。

1948年1月14日，艾哈德向当时的经济管理局局长泽姆勒明确提出，货币改革的前提是在事实上放开几乎所有价格和经济管制，新的货币不需要配备任何证件。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它的实际购买力。

1948年4月21日,艾哈德向经济委员会呈送了他的改革计划。这个计划包含了他长期以来，特别是1945年以来关于改革的理论和主张。他认为，如果不取消经济管制，不放开物价，那么货币改革便是没有意义的。

美国克莱将军的财政顾问，爱德华·A·特恩鲍姆（Edward A.Tenenbaum）积极参加了货币改革的筹备工作。1947年11月20日，他认真地听取了德国专家们关于货币改革的汇报，相当巧妙地表明了他的观点。德国人从他的谨慎的暗示中看出一些眉目和设想。

1948年4月20日，在罗特魏斯滕（Rothwesten）召开了由德国专家们参加的秘密会议（Konklave）。每个专家一间房子，一张行军床，一张铺盖和一个窄柜。后来有了一张写字桌和一把椅子。就像监狱或集中营一样，这显然是临时准备的。美国人特恩鲍姆主持会议。英国人库克（Cook）,法国人来福特（Lefort）与会。

德国专家在极其隔绝的情况下起草了法律和条例草案，会议持续了49天。爱德华·A·特恩鲍姆的思想得到实现。但艾哈德向特恩鲍姆提出了一个他半年后必须回答的问题：“您是否已经想过，我们必须基本上要维持经济管理制度？或者您相信，我们能够回到自由经济？”特恩鲍姆的回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认为，当然要建立自由经济，但“多快能实现，我不知道”。又说“这是非常不容易回到自由市场的”，“这将是最困难的，因为人们有兴趣保留他们已有的东西”。

从中可以看出，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根本不想把货币改革同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很快结合起来。他们希望，只集中在货币改革问题上，不要给经济制度造成负担。与此相反，艾哈德认为，货币改革只有作为经济改革的一部分才有意义。艾哈德对特恩鲍姆说，“如果人们用新的货币什么东西也不能买卖，那么，货币就站不住脚。”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欧肯也持这个观点。“货币信贷特别处”的专家们，也包括特恩鲍姆认为，直接货币改革后会出现很多特别严重的问题。

当时德国专家们都认为，货币改革后必须大大促进生产，问题是如何促进？供给从何而来？购买力从何处产生？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势必要引起通货膨胀。人们应在货币改革前就做好准备，即把投资性生产转为消费品生产。要建立人民对货币的信赖。就是说，货币必须能够买到东西。要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一是因为人们生活所必须，二是因为人们能够较轻易生产。后来，大多数专家达成共识：货币改革必须进入市场经济秩序。价格必须是自由形成的，旧体制必须废除。

当时，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主张进行单纯的货币改革,不要与经济改革挂钩。艾哈德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货币改革只有同经济改革结合起来，货币改革才有意义。如果人们用新的货币买不到东西，那么这种改革便没有意义,而且这种新的货币也站不住脚。欧肯也多次强调了这一点。艾哈德认为，货币必须作为实物经济的等价物。只有进行了货币改革，经济才能有供给。进行了货币改革之后，就不会有多余的购买力。要把重点从投资货物转到消费品生产。“货币和贷款特别处”的多数专家同意了艾哈德的观点。

1948年6月19日，周日晚上，所有德国电台都广播了军政府的通告。美国占领军政府的发言人，可能是特恩鲍姆，用德语，宣读了德国货币的转轨法。帝国马克没有价值了。6月20日货币改革开始了。

5、货币改革的四项立法

（1）货币改革的重要法律

为了坚决而又稳妥地进行货币改革，除了建立比较完整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外，西方军事占领当局先后颁布了四项法律(《货币法》、《债券发行法》、《转轨法》和《固定帐户法》)，从而为货币改革提供了可靠的法律基础。1948年6月20日,货币法和债券发行法同时生效,转轨法和债券发行法分别于1948年6月27日和1948年10月4日生效。

第一、货币法

货币法是《关于货币新体系的第一项法令》。它于1948年6月18日由西方占领当局颁布，并于6月20日生效。该法包含了关于实行新的德国马克,关于申报和交付旧币以及关于发放赏金的基本规定。

货币法是1948年6月18日（星期五）由美英法三国军事政府共同宣布的。称该法把迄今为止的德国货币撤出流通。新货币叫‘德国马克’。每个德国马克合100德国芬尼。旧货币—帝国马克、债券马克和盟国军用马克—自6月21日起无效。第一步措施是：西部占领区的每位公民可以领取一定数量的德国马克。

这笔人头钱为60马克，需用同等数额的旧币兑换，其中40马克在本星期日兑换。德国居民手中所持其他货币以及在银行和储蓄所、邮政储蓄所和邮政票据所的存款，可在今后某个时候兑换成德国马克。用新币支付的工资可以同过去的工资金额相等，并在后天——星期日——开始以新币支付。价格不受货币新体制的影响。

在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合同和其他法律交往的声明中，新币一律取代旧币。为了准备兑换流通中的旧币和银行及储蓄所里的存款——兑换率将随后公布，请于6月26日，即下周末之前申报和上缴在西部占领区的旧币。该日截止后，未申报和上缴的旧币将作废。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占领区的每个公民的60马克的人头钱不是一次性的领完的，而是分为两步走的。事实上，每个自然人在1948年6月20日只用40个旧币帝国马克兑换了40个新的德国马克。同年8月，每个自然人又用20个帝国马克兑换了20个新的德国马克。

每个自然人的劳动报酬、租金和租赁费和养老金一样，从6月21日开始按新的马克结算。每个企业按其拥有的职工人数，每人发60新的德国马克。这笔钱不是给职工而是给企业主作为营业基金。各级政权机构可以得到一次性的综合费用，以办理必要的支付业务。

在货币改革后的第一周，流通中的新马克只有40-50亿，在过渡时期内，1马克以下的帝国钞票和铸币仍以缩小十分之一以后的面值继续使用。直到1950年中期，德国州际银行才有权铸币，后来把铸币权交给了联邦政府。

自1948年6月21日起，包括军政府在内的所有公共单位、铁路、邮政以及所有雇主都得到了第一笔新马克，作为存放在业务银行的资产。每位雇主按每个雇员60新马克领取营业资金。

该法还规定，1948年6月20日之前，一定要交付旧币并申报新币存折，逾期交付旧币和申报存折者，损失自负。另外，银行、铁路和邮政部门、纳粹党和德国当局的旧币，按照货币法的的有关规定不予赔偿。其余的旧币存折以10:1转换成新币存折，然而财政局只开出50%可以支取的证明。自1948年6月21日起，包括军政府在内的所有公共单位、铁路、邮政以及所有雇主都得到了第一笔新马克，作为存放在业务银行的资产。

第二、债券发行法

主要是使1948年3月1日就已存在的德国州际银行拥有了钞票的垄断权和调整各类业务银行最低储备金的权利。二战后，美英法占领当局一直控制着这个权利。

第三、转轨法

该法是货币改革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法律。按照转轨法，旧的债权和债务转换成了新的货币。该法规定，私人经济主体的存折和债务均以10:1转换成新的德国马克。旧存折的转换办法是：每100个帝国马克转换成10个德意志马克。在转换成新马克后,50%列为自由帐户，50%列为固定帐户。固定帐户冻结，只有自由帐户可供使用。

第四、固定帐户法

1948年10月4日，颁布了货币改革的第四个法律：固定帐户法。该法对固定帐户法规定了最后处理办法。按照该法，在固定帐户中，20%转为自由帐户，10%转为固定资产帐户(即长期存款)。与此同时，其余的70%则被取消了。这样一来，货币改革实际上以100帝国马克比6.5新的德国马克的兑换比例完成了。

另外官方的旧币存折和国内的银行的同业往来帐户也被完全取消了。然而，官方的债务并未完全被取消，也没有转为新的货币，而是在1957年按照新颁布的《一般战争后果法》进行了处理。为了抵偿银行的债务，除了以新币形式在贷方项记帐外，把对官方生息的债权分配给了银行。

为了与货币改革相配套，1948年6月21日，《税法新体制法》生效。货币改革前，税率极高，原本想吸纳超发的货币。然而，高税效率影响了人们的积极性，势必诱发偷税漏税行为。该法旨在降低个人所得税和法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和烟草税的税效率。

（2）货币改革的实施

在通过《指导原则法》后仅几小时，军政府就把第一项货币改革法中第61条的26款（在法占区是第158条规定）公布于众，于是，货币改革开始了。

1948年6月18日是个星期五，换钱应从星期天举行。从星期一开始只实行新的德国马克。在西方占领区的每个德国人只安排换60马克的“人头钱”，其中6月20日只换40马克。从总体说，大约以100：10进行了兑换。

（3）货币改革后的巨大变化

联邦德国的经济腾飞是与货币改革密相连的。对于德国衰弱无力的躯体来说，货币改革意味着使之起死回升。从1948年6月20日的货币改革中迸发出来的再生力量和其突然性使人们兴奋不已。货币改革不仅对德国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且对其经济制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为取消统制经济开辟了道路。币制改革后的第一年，西德国民生产总值就翻了一番，第二年就超过了1938年的最高纪录。

1948年6月20日早晨，那是一个星期天，德国所有的城市都是同样一个面貌：大家都在排长蛇阵，以得到新的货币—德国马克。从这一天起，德国马克代替了旧的帝国马克。当第二天商店开门营业时消费者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不敢相信。因为这些商品长久以来不但没有看见过，而且连想都不敢想。这简直就象一个奇迹。这一现象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对新货币的信任和对通过该货币的发行激发经济发展的期望。

当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著名经济学家亨利·瓦利希在货币改革时还在美占区军事当局任职。他目睹了货币改革的过程和变化。

他写道：“……币制改革使德国的面貌日新月异。1948年6月21日,商店里又有了货物，货币恢复了正常的功能，黑市和灰市的作用缩小了……一夜之间，国家的精神面貌大变样。过去人们忧愁苦闷，面露饥色，死气沉沉，终日流浪街头，觅食糊口，现在却生气勃勃，四十新马克使他们第一次能够放手采购商品。”（注3）

法国经济学家柴克·罗夫(Jaquees Rueff)和安德烈·毕埃脱(Andre Piettre)曾生动地描述了货币改革后发生的深刻变化：

“黑市突然消失了。商店柜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工厂里的烟囱里开始冒烟，汽车开始在公路上奔跑。不管在什么地方，建筑工地上的喧闹声取代了废墟上死一边的沉静。如果说这种崛起已经使人感到震惊的话，那么这种崛起的突然性更加使人惊讶。

随着货币改革这一天钟声的敲响，这种崛起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就开始了……日复一日，商店里充满了商品，工厂开始工作了。还在前一天晚上，德国人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到处游荡，以便再找到一点点食品。而一天后，他们只想去生产这些产品。前一天晚上，他们的脸上布满失望愁容，一天后整个民族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于是谁也不怀疑，随着货币改革的实行，德国经济决定性的重新崛起开始了”。（注4）

出于对货币改革和市场经济的信赖，许多商人把囤积的货物拿出来出售。但很快物价就上升了：生活物价指数在1948年下半年比上半年上升了17%，而同期毛工资只增长率5%。1950年失业率10.2%（1948年为42%）。从1952年开始情况渐见好转。生活物价指数只增长2.1%，失业率持续下跌。

1948年6月20日的货币改革对于艾哈德来说是他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4）对货币改革的评价

1948年6月20日货币改革，严格说来并不是德国人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的改革，而是西方当局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考虑了德国人的意见后在自己的占领区进行的改革。在货币改革前和改革后的过程中，路德维希·艾哈德的观点曾对西方占领当局产生过积极的重大影响。

货币改革对于德国经济的起死回升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应当看到，这是以对社会成员，特别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多年积累的无偿剥夺为代价的。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回避改革固然是不现实的。

但货币储存者却以10比1的比例把原有的帝国马克兑换成了德国马克，损失极其惨重。同时，由于货币改革是在西方排除苏联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的,所以，德国的分裂便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固定下来了。这不能不说是西方主导的货币改革在政治上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

在西方占领区的仍有合法地位的政党批评说：币制改革是“对德国人民的犯罪”。但也有相反的评价说：“多年来，他们第一次能够痛痛快快地吃喝、买鞋子和坛坛罐罐，再也不用排长队或凭定量供应卡购买物品了。”从长远看，货币改革还是符合德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因为货币改革后，特别是它同随后的经济改革相结合，使德国经济出现了腾飞，人民生活得到提高，最终出现了共同富裕。

反过来说，如果不进行货币改革，也没有随后的经济改革，那么，当时德国经济的凋敝和人民生活的贫困状况，就不但难以得到改变，而且饥寒交迫的民众很可能出现动乱，社会将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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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美国）埃德温.哈特里奇著：《第四帝国的崛起》，范意世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第139页

    2.（德国）Heinz Lampert：Die Wirtschafts-und Sozialordnung der Bundesrerpublik Deutschland 13.ueberarbeitete Auflage  Guenter Olzog Verlag 第83—84页

     3.（美国）埃德温.哈特里奇著：《第四帝国的崛起》，范意世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第144页

    4.（德国）Heinz Lampert：Die Wirtschafts-und Sozialordnung der Bundesrerpublik Deutschland 13.ueberarbeitete Auflage  Guenter Olzog Verlag 第84页

刘光耀先生简介

河北省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1983年11月至1985年1月在外交部第一期经济调研干部培训班学习并以优异成绩结业。1976年至1982年在驻奥地利使馆工作，任研究室副主任。1985年至1989年在驻德国使馆研究室工作，任一等秘书，主管经济调研。1990年至1993年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世界经济处工作，任处长。1993年至1996年在驻德国使馆工作，任政务参赞兼研究室主任。1996年至2001年任驻慕尼黑首任总领事。在德国和奥地利工作长达18年之久，深入地研究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双边关系以及欧洲联盟的形成和发展。

世上不只有亚当·斯密上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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